张旭草书的酒神精神
胡秋萍
内容提要：张旭性情孤傲，常嗜酒，醉后进行草书创作，将生命的痛苦凭借书法笔墨线条的交织融天地万物复归自然本体，将酒神精神的诗意浪漫与理性法则高度统一，创作出了影响后世的草书艺术，从而把中国草书艺术推向了纯艺术的高峰。
关键词：酒神精神 理性 浪漫
张旭是中国草书艺术史中最具代表性的重要人物。他词科出身，工诗书，虽官至“金吾长史”，但封建社会森严的等级制度和传统的道德礼教规范并没有能束缚住一个天性自由充满浪漫诗性书家的性情。他嗜酒，“不治他技”，性情孤傲奇崛，大醉后必呼叫狂走，遇素壁必挥毫，世称“张颠”。在张旭以前，中国书法的实用性一直未能摆脱，它难以承载表达创作者的丰富内心，所以谈不上是纯艺术。直至张旭的草书艺术出现，开拓了书法无限广袤的艺术空间，书法家在嗜酒后产生一种不可遏制的蓬勃力量，神情的昂扬高亢达到了欲书不能的颠狂状态。此时，张旭凭借严格娴熟的书写技法，任情挥洒，兴尽而休。通过奔涌变化多端的点画线条和奇错相生的结构组合抒发个体生命的独特情感，使笔墨线条结构成为创作者心灵的迹化图。在狂草姿态万千变化中高标着的酒神精神从笔下奔涌流泻，酣畅淋漓不可阻挡，把中国书法艺术推向了纯艺术的高峰。酒后创作也许是众多艺术门类中并不少见的美妙奇逸现象。那么，酒神精神与草书究竟有一种什么微妙的关系？酒神精神在张旭草书创作中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这是本文想要关注研究和思考的创作现象。
一、 酒神精神——生命本能的释放
“酒神的象征来自希腊酒神祭，在这种秘仪上，人们打破一切禁忌，狂饮烂醉，放纵性欲。尼采认为，这是为了追求一种解除个体化束缚，复归原始自然的体验，对于个体来说，个体的解体是最高的痛苦，然而由这痛苦却解除了一切痛苦的根源。获得了与世界本体融合的最高的欢乐。所以，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
——周国平《尼采美学概要》
酒神状态是情绪的激发与释放，它使个体生命在人生旅途中遭遇种种的不如意，作为根深蒂固的悲剧意识诉诸艺术。艺术在某种形式上成了人类在迷惘中寻求救赎精神的良药。我认为酒神状态是人们寻求形而下短暂释怀忘却痛苦的一种方式。作为艺术家的酒神情绪，它不仅是一种简单的日常性释怀，他们会在酒神状态下诉诸艺术，精神的极度亢奋能使艺术家灵感如泉水喷涌，最终获取艺术创作上的神来之笔。“艺术是生命的最高使命和生命本来的形而上活动。”（尼采《悲剧的诞生》）“旬子的理论主旨认为：一切善良和有价值的事物都是人所创造的。价值来自文化，而文化则是人的创造性成就。”（冯友兰著？《中国哲学简史》）痛苦与欢喜都是生命的原始动力，虽然东西方文化差异，但文化艺术由人的内心生发的途径是相通的。酒神情绪以形而下的方式变现为一种形而上的精神价值，这是值得关注和研究的文化艺术现象。
中国文人与酒结缘自古有之，魏晋时期的“竹林七贤”，他们以酒后状态的狂放不羁来对抗现实社会的封建礼教的束缚。鲁迅在《魏晋风度及文章及酒之关系》一文中论述到阮籍：“他觉得世上的道理不必争，神仙也不足信，既然一切都是虚无，所以他便沉湎于酒了。” 阮籍嗜酒成性，外表放达，内心痛苦，其《咏怀诗》就是这种复杂情绪的变现。书法艺术史上的《兰亭序》就是记录书圣王羲之与书友在阳春之日饮酒赋诗挥毫的旷世名篇。到了唐代，李白于酒更是达到了中国文人以酒释怀，放浪形骸无以复加的境地，以此形成了他鲜明的浪漫主义诗风。著名的《月下独吟》：“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他借酒神状态的迷乱与痛苦嬉戏，表现生命本质的孤独与无奈，从而获得与天、地、日、月、星、辰、自然万物的合一，从人生的大悲悯中获得审美快感。写出了讴歌月神的千古绝唱。
张旭是李白的诗友，与贺知章、李进等并称为“酒中八仙”。他的嗜酒可与李白相比，不同的是他们在酒神情绪的颠狂中李白以诗歌宣泄自己心中深沉的痛苦，张旭则是以书法艺术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逃避和挣扎。在书法笔墨点线的交合与字形结构的收放跌宕起伏中释放内心积郁的块垒，从而达到灵与肉的解脱与审美的愉悦。李颀在《赠张旭》中道：“张公性嗜酒，豁达无所营。皓首穷草隶，时称太湖精。露顶据胡床，长叫三五声。兴来洒素壁。挥毫如流星。下舍风萧条，寒草满户庭。问家何所处？生事如浮萍！左手持蟹螯，右手执丹经。瞪目视霄汉，不知醉与醒。诸宾且方坐，旭日临东城。荷叶裹江鱼，白瓯贮香粳。微禄心不屑，放神于八（弘）。时人不识者，即是安期生。”将张旭持才傲物、风流倜傥、嗜酒狂醉、放浪形骸的名士风度刻画得淋漓尽致。视仕途俸禄不屑，寄情于八（弘）。面对天地世事沧桑，视生死如浮萍的气概令人感佩。在中国书法史上，唐代以前似张旭嗜酒颠狂的书家极少有之，而能将天地万物之“象”融进书法艺术的笔墨点线中，达到如此强烈抽象的表现性的更是前所未有。正如皎然在《张伯高草书歌》中赞美的“先贤草律我草狂，风云阵发愁锺王，须臾变态皆自我，象形类物无不可”。真实地把张旭狂草书的字形意象、整体气势、作品意境再现在我们面前。张旭主张：“每为一平画皆须纵横有象”（颜真卿《述张长史笔法十二意〉）主张书法的艺术审美中要有笔墨点画生动的物象。古人言“立象以尽言”当我们的言说无法尽意时要立象为言。“孤蓬自振，惊沙坐飞，余自是得奇怪。”张旭由自然物象感悟书法的真谛，不同于前人的是他更在意这些物象对于书法创作的启示，将万物的自然美与草书艺术的法度规则与诗意酒神状态的表达统一起来。他见担夫争道得草书笔意，观公孙大娘舞剑悟书法神韵。他将自己所看到的万事万物都于书法相连并寻找到它们之间的艺术通感，以领悟草书艺术的奥妙。于无我中有神，于无法中有法，浸透着酒神精神的自由浪漫，消解着个我生命的痛苦，达到了回归自然，天人合一的大境界。“倘将草书比为文学中的诗歌，旭、素便是诗歌中的屈原、李白，达到了浪漫主义的高峰。”（沈鹏《探索“诗意”》）
二、酒神精神于书法艺术永恒中回响
为了人类诗意的栖息，我们需要艺术形而上的美化与梦幻去掩盖某些可怕甚至难于接受的真理。艺术是人类对未来梦想无法实现的一种精神变现，是对现实的无奈又无法摆脱的一种超越，是对无法实现永恒意义的向往追寻。
由于张旭的生活距离我们的时代太远，由于能够考据证实的资料有限，因此我们只能从研究书法艺术本体的角度去想象他创作的情景，解读他作为一个书法家嗜酒至颠于酒神状态迷幻中所创作的狂草艺术作品。张旭的狂草与李白诗歌、裴旻舞剑，被唐文宗李昂诏称为有唐“三绝”。这说明张旭的草书在当时社会已经有很高的成就和知名度。张旭经常在嗜酒状态中以书写草书佯狂放醉，达到前无古人的颠狂程度。韩愈在《送高闲上人序》写道：“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失，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终其身而名后世。” 他常在大庭广众之下恣性挥毫，纵意挥洒直至物我两忘唯有翰墨飞扬，这是一般的书写者难以达到的一种超凡脱俗的境界。世俗的理念无法束缚张旭，他将天、地、日、月、星、辰、风、云、雷、霆汇聚于笔下似有神来之笔。张旭身为封建社会的官吏，感受着仕途的险恶与残酷，对于现实社会的失意与无奈及作为智者对生命玄奥的洞达彻悟，使他只好以酒遣性，皓首穷草，兴来挥洒，不问归属，生如浮萍，神寄八荒。将个体生命的情欲寄托笔墨融于天地。
据史书记载，宋《宣和书谱》列张旭书目二十四帖：《洛阳帖》、《永嘉帖》、《华阳帖》、《长安帖》、《清鉴寺帖》、《大弟帖》、《平安帖》、《定行临》、《皇甫帖》、《孔君帖》、《久不得书帖》、《承告帖》、《大草帖》、《醉墨帖》、《奇书帖》、《千文》、《春草》、《秋深》、《酒船》、《缣素》、《自觉帖》、《王餮评诗》、《诸舍帖》、《德信帖》等。可惜这些书目徒有名目，有证可考的是他著名的《古诗四帖》、《肚痛帖》、《断千字文》、《般若波罗密经》。
《古诗四帖》共40行，188字，是手卷形式，我无法考证它是否为酒后之作，但全篇犹如一部浪漫主义风格的交响乐，跌宕起伏，乍隐乍现，时而急促高亢，时而低眉回旋，与诗中“东明九芝盖，北烛五云车。飘颻入倒景，出没上烟霞。春泉下玉雷，青鸟向金华。……壮阙临丹水，南宫生降云。龙泥印玉简，大火炼真文，上元风雨散，中天哥吹分。虚驾千寻上，空香万里闻。……”缥缈仙景、降云、烟霞、青鸟道家思想的浪漫境界巧妙暗合，通篇气势非一个书法家常态下能够书写完成的，字里行间精妙的节奏感，疏朗的布局，细腻流畅的笔法，都弥漫着一股酒神精神。张旭的《古诗四帖》字虽然不是太大，由于笔法圆润包容，显得字体本身很空灵，纵横捭阖的线条交织中好像里面有很开阔的空间，尤其是诗写到最后将要结束的四句时，放笔直书，精神情绪和笔墨都达到了书写高潮巅峰状，“当其下笔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的豪情酒意充溢在宣纸上，激情四射，势不可挡，一派天机，至“哲”字戛然而止，使人意犹未尽。片刻的挥洒中，酒神精神便永远凝固定格在书法艺术的笔情墨意中。
对草书有研究和创作体验的书法家都有这样的共识。即使你传统功力技巧法度再好，如果当时书写的情绪不好也是不能将应有的书写水平发挥出来的，正像孙过庭《书谱》“五乖五合”中阐释的：书法创作的外部环境与内在心理因素的和谐统一，是能否创作出优秀书法作品的重要条件。然而狂草书法的创作远不只“五合”就能达到尽善尽美的高妙境界。
狂草激情书写时的速度和节奏，笔墨线条行驶的畅达与韵味，结构变化的诡谲奇肆，作品气象宏大开张，都是一种物我两忘的天赐之笔，它常常要凭借酒神精神才能完成。例如《千字文残石》全篇仅有两百多字，字径两到三公分，该帖线条丰满，虽为草书，却融篆隶笔法，用笔斩钉截铁毫不含糊，似有狂风在耳边回响。仔细观赏分析，你能感到作者在酒神状态中的书写有许多特点是一般书家在常态下难于达到的。其一，行笔速度之神速。从其笔力的入木三分及提按使转的交待之清晰所显现的线条质感，能感受到作者当时书写的激情与速度之快捷。如“读玩市寓目囊箱……。”其二，与王羲之相比，张旭出自于“王”又不同于“王”，其用笔的圆润出自“王”，但比“王”书更加刚健雄强，如“郡郡”两个字一个在下面，一个在另一行最上面，但是作者还是在字的造型上尽可能的将其变化，同时因为是刻石明显的刀痕显示着力度。其三，用笔的大胆。张旭在用笔上比“王”书在提按上更大胆，能感受到其书写时酒意的迷乱于尽情挥洒的诗意状态浪漫激情。其四，在结构上大胆开合、诡谲变形、对比强烈。《千字文残石》中，有的字小不盈寸，大的有半尺，大小穿插，呼应得当，显出勃勃的生命力。如“岱禅王主……亭雁门鸡田赤城”。这是常态中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的，即使你的技法再成熟，若没有酒神的相助，是很难以达到这样神奇的书写效果的。艺术借助于酒神，酒神通过艺术创造了伟大不朽的作品，它们超越时空的局限，完成了生命永恒的回响。
纵观中国书法史上的草书大家都有嗜酒的爱好。张旭、怀素、祝枝山、徐渭、王铎等都性格倔强，不屈权贵，桀骜不驯，这样的性格必然导致他们仕途失意，人生窘困，然而这种对于现实的失望造成的痛苦，最好的消解与排遣方法，一是嗜酒，二是醉心于艺术。在酒神精神的张扬中有滋有味、有声有色地演好这幕人生的悲喜剧，在剧情的壮丽与快慰中，让个我的痛苦消解而复归自然。怀素作为僧人贫病交加痛苦无望；张旭视“微禄心不屑”的高傲品性，宁愿以书法回归自然的生命态度；祝枝山中年仕途失意，将求取功名转为嗜酒、好色、喜六博的颓废生活并诉诸书画；徐渭因胡宗宪一案遭受牵连，生活支离破碎寄情诗书；王铎更因局势动荡山河破碎，在国破家亡中饱受贰臣之身份的歧视重压，内心巨大伤痛无法愈合更难以诉说，沉湎酒色沉醉书画。他们这样崎崛孤傲的秉性必然遭到现实社会世俗的重创。嗜酒，沉溺于诗书画，以酒神精神来唤醒消沉的生命自我意识，将人生的巨大悲痛以诗书画艺术的方式来证明自我存在的价值。创造美是人自我肯定的一种方式。书法艺术在这些大师手中不仅是情感宣泄的工具，还是超然物外摆脱现实的方式，也是生命对于精神永恒的渴望。
三、酒神精神的浪漫与理性法则的高度统一
要想成为一个优秀的草书书家，理性地训练自己掌握扎实过硬的传统技巧是一个方面，同时还要具备充足的艺术才情，不断丰富自己的学识，提高自己的文化修养和艺术审美理念。所以，写好草书不仅需要酒神精神的浪漫更需要娴熟的理性法则做基础。聚墨成形一味地凭性情随意挥洒实属疯子；那么，仅有法度技巧也无法创作出旷世的优秀作品。理性的法则是基础，是酒神精神浪漫表现的前提，而酒神精神则是打通天地人合通道的手段与媒介，它能唤醒冷峻的法则与技巧，并给它注入生命鲜活的气息和灵感。草书书家的性格大多比较孤傲奇崛甚至偏激，多有文人对现实社会的思考及批判意识，这样便造成他们与现实社会不和谐的叛逆性格。所以他们多有嗜酒醉心狂草和书画艺术。然而，草书字法结构的精严与笔法细微处的准确是需要一个书法家“皓首穷经”来锤炼的。对于每一种书体的选择都是书法家自觉与不自觉的内在潜意识的驱使，这是性情的必然。对于草书的选择，也是书家内在浪漫气质所决定的。但是草书家的性情中应具有极浪漫与极理性的双重性格才能使其成就为一个优秀的草书家。我们欣赏张旭的《古诗四帖》、《肚痛帖》、《千字文残石》以及怀素的《自叙帖》，发现竟无败笔。虽然他们快速有节奏的书写状态常常充盈着酒神情绪，但笔下的收放并没有超出理性法度和规则的藩篱。如《肚痛帖》开始的“忽肚痛”几个字的厚重、凝练、刚烈，到“不可能不知”轻盈、玲珑、优美，再到“如何为会非冷……”的放达、酣畅、恣肆，你很难找到他的败笔。如《古诗四帖》中“丘公与尔共纷翻岩下一老公”一页，线条的粗细搭配，点的凝重与线的流畅形成鲜明对比，“翻”、“岩”字形的夸张书写，透露着书写者深厚的功底和娴熟的技巧，这样才能达到无可挑剔的艺术完美。
大草书写少不了盘绕、连绵、引带，《古诗四帖》中的引带、盘绕、走向绝少雷同，字与字之间的连接与字的收笔、起笔都有不同的走向，不同的弧度，不同的长度，不同的势态，甚至用笔断意连来避免雷同。虽然这些都是很严谨的法度，需要靠手指的细微动作和臂腕的挥运才能完成，但是张旭凭着超凡的功力和酒神情绪潜意识的引领，将这些线条和字形书写发挥得美轮美奂，风流自然天成。还有《千字文残石》中，字形的大小参差，欹正相谐的呼应，收放自如的夸张变形，常常出其不意，让人难以琢磨想象，更难以解释，唯有酒神状态下的迷狂高昂才能达到如此完美的表现。
可是有时候，美不仅需要我们静心品味才能发现，更需要欣赏者一定知识的积累和修养的完善才能领略得到。你储存的内在能量足够多，才能善于发现别人没有观察体悟到的美。张旭嗜酒随心所欲的自我释放所达到的“颠”，对于怀素的“狂”及后来书法家的影响是巨大的，“张颠狂素”的诞生使唐代草书艺术终于走向成熟并摆脱书法的实用性。后来的颜真卿、怀素、杨凝式、黄庭坚、祝允明、徐渭、王铎等无不受张旭书法“颠”状狂态的酒神精神影响。张旭狂得圆融开张，怀素狂得瘦硬迷离、黄庭坚狂得诡秘纵横、徐渭狂得酣畅奇崛，王铎狂得沉郁凝重，傅山狂得遒劲奔放……
书法虽不能翔实地阐释一个人的思想全貌，但在笔墨的纵情挥洒中必然折射着他的精神世界。所以，书法又是创作者的心电图。张旭的草书以意为先，师法自然，在线条自然流动和变幻莫测的组合中来抒发难以言说的胸臆。张旭在率意超迈、险劲雄强、圆融狂逸的书写中张扬着诗意的酒神精神和道家超然物外的逍遥。他打破汉字原来均匀的结构将其重新组合、简化、变换，把横势有意拉长，变换使转的角度，大开大合在抽象中表达汉字的“象”与“形”动荡的“势态”，从而把书法艺术推向一个新的审美高峰。他在酒神精神的高标中俯瞰红尘寄情书法以获取真如境界的至真、至善、至美的精神享受。嗜酒成了他对抗现实遭遇的武器，书法大草的尽情挥洒书写成了他梦回精神家园的必经之路。张旭的草书艺术引领一代风骚，不仅在于他深厚的传统功力、严格的法度，更得益于他全面书学造诣的滋养和酒神精神赋予他的自由意志的诗意浪漫。
修改于9月16日